《字痴告大侠的启示》

今天拜读了汪惠迪先生的这篇文章之后，不禁有些许感想。尤其是这一段：

钱钟书、余光中、林海音、余秋雨、二月河、柏杨、李敖、董桥、王蒙、王朔、贾平凹、张抗抗、赵忠祥等名家的作品都被李延良点校过，人人有错。

以上所列者，皆为大家，大家都有犯错别字的问题，试想我们的学生也还正处学习阶段，纠正他们的错别字固然重要，但若太过执著则可能忽略了其他可取之处了。
语言仍约定俗成也，试问是”å¹´è½»”还是”年青”，是”莫名其妙”还是”莫明其妙”，是”唾手可得”还是”垂手可得”，有时还难说得准呢。电脑时代，我们大可借助电脑来帮助语言使用者进行规范，但大凡电脑软件也还是人造的。不信的话，试试上列第三个例子，你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！
凡事适可而止，不要太执著，顺其自然吧！
（下列原文，供日后参考用）

● 汪惠迪
　　今年12月7日上午，李延良到自己的居住地—-中国常州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前发布新闻，扬言要将金庸送上被告席。李延良素有”中华第一字痴”之称，字痴欲告大侠，媒体如获至宝，消息传开，轰动全国。据悉，法院迄今尚未受理这起”错别字诉讼案”。
　　李延良是江苏省常州市市民，已过古稀之年。他原是当地一家工厂的工程师，处事严谨。
　　上世纪70年代初，李延良看到一本杂志上的文章有错别字，就写信去指出错误并要求更正。杂志社很快回信认错，李延良大受鼓舞。从此，他阅读时格外留心，只要发现错字或语病，必定写信给出版社或作者，乐此不疲。
　　1989年，李延良要求厂方停薪留职，自己办起了”文字标准化咨询部”，专事查找文字差错，收取费用，赖以为生。他骑着脚踏车串街走巷捉错字，捉到后就找上门去，逼着人家改正，同时收取勘误费。结果是，客气一点的，请他吃顿饭，不客气的睬都不睬他。
　　1991å¹´4月，李延良身挂”纯洁文字”的绶带，单枪匹马地骑脚踏车到北京，在京城战错字，斗别字。
　　第二年，他又单骑南下深圳，开始了他的”文字质量万里行”。1993年，他率子出征，父子二人挂着”愚公父子移错字山”的绶带，再度骑车北上。 1999 年，他专程到杭州，想会见金大侠，以便把从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校出的200多处错误交给他。金庸跟他通了电话，请他留下”勘误册”复印件，两人没有见面。
　　李延良南征北战，声名大噪，”中华第一字痴”的桂冠就这样落到了头上。
兴讼：无非一个”é’±”å­—
　　字痴告金庸，理由多多，在我看来，无非一个”é’±”字。李先生投资千元买《金庸作品全集》，通读后找到差错1200处，编成”勘误册”寄给金庸，然而所得不过是金庸的一纸回信和几句感谢的话。金大侠没有付酬金，也没有请他去当校对。李延良”条气唔顺”，就跑到法院门口去了。
　　告状，李延良也不是第一次了。1995年1月，上海《咬文嚼字》甫创刊就举办有奖挑错字活动，发现一处差错奖1000元，吸引了6万多读者参与。如此盛举，字痴岂能置身事外？可是他的参赛信件错过了截稿日期，最后却要主办者给他个奖，主编郝铭鉴不答应，他就把对方告上法庭，并且连告三次，索赔 30万元，均以败诉告终。
　　1999年，李延良读了《季羡林自传》和《牛棚杂记》后，发现有300多处错误，便写信给季羡林。谁知季老不仅没有认错，反而在一篇文章中称李延良”食今不化”，李延良就把季羡林告上法庭，又以败诉收场。
　　钱钟书、余光中、林海音、余秋雨、二月河、柏杨、李敖、董桥、王蒙、王朔、贾平凹、张抗抗、赵忠祥等名家的作品都被李延良点校过，人人有错。为此，李延良发出”寻人启事”，让钱钟书”等等等等”从速和他联系，”早日消除书中差错”。
　　李延良先生是个做事十分执著的人，他的行为值得我们深思。
　李延良现象凸显出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用字一度十分混乱，出版物上错字多得惊人。社会需要李延良式的人物。想当年，北京市曾发动小学生查找了300条大街上的不规范字，原因亦在于此。
　　李延良现象凸显出，对人们用字，不能轻易言错。金庸和季羡林不买李延良的账，并不是他们不谦虚，而是李延良的勘误不能服人，何况即使有错也未必是作者的错。
　　我曾买了一本1993年出版，书名叫《热爱命运》的小说，读了85页，再也读不下去了，原因是别字连篇，最多的一页有八个别字，都是输入产生错误而没有校出。李延良把矛头指向作者，会冤枉作者的。
官方规范了，辞书却不执行
　　最麻烦的是，有些字词的用法官方尚未规范，或规范了，辞书的编者却不执行，这叫语言用户怎么办呢？比如树阴和树荫，按中国国家标准，须用阴字，可是《人民日报》都用荫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既收树阴（1498页），又举绿树成荫（1499页）。
　　很可笑是不是？我笑不出来，急得直跺脚。千万别以为这是编者的疏忽，他们是故意这么处理的。个中缘由，大家猜吧。
　　再如身分和身份，使用频率很高，可是中国至今尚未公布规范标准。大陆的IC用身份，台湾用身分，香港回归后临时立法会定为身分，可是最新的智能IC上用身份。两岸三地，互相干扰，莫此为甚。
　　还有做和作怎么分工？有人指出连语言大师吕叔湘本人的文章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行文都混用得叫人理不出个规律来。
　　一提规范，就有人争着说我最规范，我最权威，我觉得好笑。拿上面举的例子来说，凭什么说自己最规范最权威呢？碰到这样的问题，”中华第一字痴”搞得定吗？
　 李延良现象凸显出，挑错字也要有宽容精神，千万别以为从名家著作中挑出一个别字，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
　　《汉语大字典》（1990年）收字5万4678个，《中华字海》（1994年）收字8万5000个，通用汉字是7000个，常用汉字是3500 个，字量很大，而且传承字、繁体字、简体字、正体字、异体字、旧字形、新字形，两岸三地互相干扰，写错一个两个，是很平常的事。再说了，写错别字也不犯法，怎可动辄兴讼呢？
　李延良现象凸显出，僵硬地挑错别字是消极的方法。经验告诉我，只要你想挑，错别字是永远挑不完的。我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，千方百计地教学生认、读、写，务必使他们真正掌握所学的每一个字，这才是根本之道。
　　尽管人们可以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，电子词典也日益普及，但是在基础教育阶段，写仍然是识字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环。只有耳到口到手到，才能真正把一个字学到手。学汉字，写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。
·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，定居香港
原载2004年12月27日《联合早报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