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字痴告大侠的启示》

今天拜读了汪惠迪先生的这篇文章之后,不禁有些许感想。尤其是这一段:

钱钟书、余光中、林海音、余秋雨、二月河、柏杨、李敖、董桥、王蒙、王朔、贾平凹、张抗抗、赵忠祥等名家的作品都被李延良点校过,人人有错。

以上所列者,皆为大家,大家都有犯错别字的问题,试想我们的学生也还正处学习阶段,纠正他们的错别字固然重要,但若太过执著则可能忽略了其他可取之处了。
语言仍约定俗成也,试问是”å¹´è½»”还是”年青”,是”莫名其妙”还是”莫明其妙”,是”唾手可得”还是”垂手可得”,有时还难说得准呢。电脑时代,我们大可借助电脑来帮助语言使用者进行规范,但大凡电脑软件也还是人造的。不信的话,试试上列第三个例子,你可能会有意外的发现!
凡事适可而止,不要太执著,顺其自然吧!
(下列原文,供日后参考用)


● 汪惠迪
  今年12月7日上午,李延良到自己的居住地—-中国常州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前发布新闻,扬言要将金庸送上被告席。李延良素有”中华第一字痴”之称,字痴欲告大侠,媒体如获至宝,消息传开,轰动全国。据悉,法院迄今尚未受理这起”错别字诉讼案”。
  李延良是江苏省常州市市民,已过古稀之年。他原是当地一家工厂的工程师,处事严谨。
  上世纪70年代初,李延良看到一本杂志上的文章有错别字,就写信去指出错误并要求更正。杂志社很快回信认错,李延良大受鼓舞。从此,他阅读时格外留心,只要发现错字或语病,必定写信给出版社或作者,乐此不疲。
  1989年,李延良要求厂方停薪留职,自己办起了”文字标准化咨询部”,专事查找文字差错,收取费用,赖以为生。他骑着脚踏车串街走巷捉错字,捉到后就找上门去,逼着人家改正,同时收取勘误费。结果是,客气一点的,请他吃顿饭,不客气的睬都不睬他。
  1991å¹´4月,李延良身挂”纯洁文字”的绶带,单枪匹马地骑脚踏车到北京,在京城战错字,斗别字。
  第二年,他又单骑南下深圳,开始了他的”文字质量万里行”。1993年,他率子出征,父子二人挂着”愚公父子移错字山”的绶带,再度骑车北上。 1999 年,他专程到杭州,想会见金大侠,以便把从《射雕英雄传》中校出的200多处错误交给他。金庸跟他通了电话,请他留下”勘误册”复印件,两人没有见面。
  李延良南征北战,声名大噪,”中华第一字痴”的桂冠就这样落到了头上。
兴讼:无非一个”é’±”å­—
  字痴告金庸,理由多多,在我看来,无非一个”é’±”字。李先生投资千元买《金庸作品全集》,通读后找到差错1200处,编成”勘误册”寄给金庸,然而所得不过是金庸的一纸回信和几句感谢的话。金大侠没有付酬金,也没有请他去当校对。李延良”条气唔顺”,就跑到法院门口去了。
  告状,李延良也不是第一次了。1995年1月,上海《咬文嚼字》甫创刊就举办有奖挑错字活动,发现一处差错奖1000元,吸引了6万多读者参与。如此盛举,字痴岂能置身事外?可是他的参赛信件错过了截稿日期,最后却要主办者给他个奖,主编郝铭鉴不答应,他就把对方告上法庭,并且连告三次,索赔 30万元,均以败诉告终。
  1999年,李延良读了《季羡林自传》和《牛棚杂记》后,发现有300多处错误,便写信给季羡林。谁知季老不仅没有认错,反而在一篇文章中称李延良”食今不化”,李延良就把季羡林告上法庭,又以败诉收场。
  钱钟书、余光中、林海音、余秋雨、二月河、柏杨、李敖、董桥、王蒙、王朔、贾平凹、张抗抗、赵忠祥等名家的作品都被李延良点校过,人人有错。为此,李延良发出”寻人启事”,让钱钟书”等等等等”从速和他联系,”早日消除书中差错”。
  李延良先生是个做事十分执著的人,他的行为值得我们深思。
 李延良现象凸显出,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,社会用字一度十分混乱,出版物上错字多得惊人。社会需要李延良式的人物。想当年,北京市曾发动小学生查找了300条大街上的不规范字,原因亦在于此。
  李延良现象凸显出,对人们用字,不能轻易言错。金庸和季羡林不买李延良的账,并不是他们不谦虚,而是李延良的勘误不能服人,何况即使有错也未必是作者的错。
  我曾买了一本1993年出版,书名叫《热爱命运》的小说,读了85页,再也读不下去了,原因是别字连篇,最多的一页有八个别字,都是输入产生错误而没有校出。李延良把矛头指向作者,会冤枉作者的。
官方规范了,辞书却不执行
  最麻烦的是,有些字词的用法官方尚未规范,或规范了,辞书的编者却不执行,这叫语言用户怎么办呢?比如树阴和树荫,按中国国家标准,须用阴字,可是《人民日报》都用荫。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既收树阴(1498页),又举绿树成荫(1499页)。
  很可笑是不是?我笑不出来,急得直跺脚。千万别以为这是编者的疏忽,他们是故意这么处理的。个中缘由,大家猜吧。
  再如身分和身份,使用频率很高,可是中国至今尚未公布规范标准。大陆的IC用身份,台湾用身分,香港回归后临时立法会定为身分,可是最新的智能IC上用身份。两岸三地,互相干扰,莫此为甚。
  还有做和作怎么分工?有人指出连语言大师吕叔湘本人的文章和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行文都混用得叫人理不出个规律来。
  一提规范,就有人争着说我最规范,我最权威,我觉得好笑。拿上面举的例子来说,凭什么说自己最规范最权威呢?碰到这样的问题,”中华第一字痴”搞得定吗?
  李延良现象凸显出,挑错字也要有宽容精神,千万别以为从名家著作中挑出一个别字,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。
  《汉语大字典》(1990年)收字5万4678个,《中华字海》(1994年)收字8万5000个,通用汉字是7000个,常用汉字是3500 个,字量很大,而且传承字、繁体字、简体字、正体字、异体字、旧字形、新字形,两岸三地互相干扰,写错一个两个,是很平常的事。再说了,写错别字也不犯法,怎可动辄兴讼呢?
 李延良现象凸显出,僵硬地挑错别字是消极的方法。经验告诉我,只要你想挑,错别字是永远挑不完的。我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,千方百计地教学生认、读、写,务必使他们真正掌握所学的每一个字,这才是根本之道。
  尽管人们可以用电脑进行文字处理,电子词典也日益普及,但是在基础教育阶段,写仍然是识字教学中十分重要的一环。只有耳到口到手到,才能真正把一个字学到手。学汉字,写这一关是非过不可的。
·作者是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语文顾问,定居香港
原载2004年12月27日《联合早报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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